12月11日上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余来明先生应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304am永利集团“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之邀做客文学院306会议室，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明清诗话与明诗研究”的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姚蓉教授主持，来自不同专业的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余来明，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先后为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教育部课题10余项。撰写、主编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
此次讲座，余来明教授通过对诗话材料的具体分析，结合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经验，向在座师生论述了有关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思考。
余老师首先肯定了诗话的重要性，认为诗话是诗词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材料，接着他论述了明诗研究与明清诗话的关系：诗话作为明清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虽然与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有明显差别，却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继而，余老师向大家举出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之“明诗复古”观点、胡应麟《诗薮》“明初诗分五派”观点和徐泰《诗谈》“明诗盛于国初”观点三个例证，来说明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由明清诗话形成的文学史观念和批评话语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余老师表明，今人分析诗歌过于依赖古人点评而缺少自己的观点。他首先带领大家咀嚼“文学史”一词的内涵：依据德国学者瑙曼的说法，“文学史”一词至少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文学的历史”，是客观历史的一部分；一是指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也就是通常所说“文学史”的含义，即叙述的文学的历史。余老师认为，在后世的文学史书写中，针对批评史观念，论者较为注重理论辨析而忽略事实的考辨，或者注重“考据”而未与作为“义理”的文学史建构相联系，由此形成的明诗史观念，是历史建构和想像的结果，与明代“文学的历史”并不完全相符。
他接着回到了有关诗话的例证讨论。他认为，后人探讨明代诗歌，往往将诗学批评当作明代诗歌的“历史”，而较少考虑其中掺杂的“当代意识”。所谓“当代意识”，是一种包含了流派意识的明代诗史图像。就如胡应麟“国初诗分五派”的说法，余老师提出自己的思考，表明胡应麟所说的各个诗派，相互间情形并不一致，有的属于在当时初具形态，然而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派”的特征；有的甚至只是出于后人的想像与建构，并非真有其派存在。如吴中诗派的诗人群体主要活动在元末，入明后则少有群体活动；岭南诗派和以刘崧为代表的江右文人群体也同样如此；而所谓刘基为代表的“越派”，实际并不具备“派”的性质，与他交往密切、唱酬应和的宋濂、胡翰等人均以理学和文章而非以诗知名。诸派当中，仅以林鸿为代表的闽诗派算是略具规模的明初诗派。因此，余老师表明，明代诗史研究，应当注重“事实”的考辨。
接着，余老师又以高启、刘基为例探讨后人关于明初诗歌兴盛的想像与建构。清代诸多学者肯定了高启、刘基在明诗中的地位之高，但也有人对二者持批评意见，认为其“元习未除”。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后人所评高启、刘基诗歌中的“弊端”是其易代诗人身份所致，如果仅将两人固定在明初的时间节点来观照，而不讨论其诗歌创作背景的话，无疑会部分遮蔽我们对其诗歌乃至元明之际诗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如果对文学史时间（如作家生活、创作的具体时间，文学社团活动的起讫时间等）缺少精确辨析，那么对文学史现象的理解，对文学史进程的判断，对作家作品反映内容、表现情感等问题的分析也难免会出现偏差，甚至得出错误结论。
余老师最后总结道，文学史既作为历史的一支，对“文学的历史”的探求就应被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方向之一。由此，在元、明诗史演进历程的叙述中，也可以不妨遵循文学创作时序上的历史性，对于元明易代之际作家的创作，在文献辨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具体的创作年代，而不是以时代、身份为依据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一个朝代，在文学史叙述中不割裂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由此展现文学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展现一种不同形态的文学的历史。
在余来明老师文献详实、内容丰富的讲述后，姚蓉教授也向在座师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姚教授认为，余老师所表述的是同学们在文学史解读和撰写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文学现象，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反思”二字。我们对现有的文学史评论可以进行再思考，但首先必须对文献材料进行细致解读。从基础的文献工作出发，反思现有文学史叙述中对文学作品、作家的判断在何种层面或许存在局限，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文章之“新”也许就在其中。
讲座最后，余老师对现场学生的提问进行了认真解答，讲座在和谐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供稿：喻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