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6日下午，河北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过常宝教授应邀走进304am永利集团“人文研究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四进’课堂”，于我校东区3号楼304室举行“新视角和旧材料——以‘诗言志’解读为例”的主题讲座。过教授以对“诗言志”的阐释为例，结合自身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思路，为文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讲授何为新视角及如何从新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本次讲座由课程主讲老师姚蓉教授主持，我校文学院杨绪容、尹楚兵、曹辛华、邹西礼、梁奇、刘慧宽、章宁等老师出席。此外，本次课程讲座还吸引了其他年级的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到场学习。
讲座伊始，过教授指出“诗言志”这一命题的背景材料较少，且这一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对这一命题的阐释与研究主体的学术背景、研究路径及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过教授通过分析闻一多、朱自清对“诗言志”的解读，引出本次讲座的话题。
紧接着过教授系统梳理了“诗言志”“赋诗言志”“引诗言志”“诗亡隐志”“以意逆志”“诗教之志”等六个“诗言志”的表现形态，并对其展开专题解读。第一，过教授指出“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这一阶段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诗”“歌”“声”“律”合之为“乐”，由此推导出“乐言志”的结论，说明“诗言志”最初不是独立存在。过教授由《尚书》《国语》等旧材料，得出“志”属于宗教仪式本身，表达了某种相对固定的宗教意愿或情感的结论，而不是闻一多所说的“志”属于创作者之“志”。第二，过教授认为朱自清脱离了“赋诗”的历史背景将“赋诗言志”视为纯粹的文学概念是欠妥当的。《左传》中多有记载，“赋诗言志”的活动多发生在飨礼之上，是仪式的一部分。过教授结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国子、子展赋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宴重耳赋《小雅·六月》，《左传·成公十七年》声伯之梦所指涉之“志”等例证，说明赋诗属于仪式的一部分，仪式赋予其某种特定的、具有神秘性的意义，且“志”一旦被合理地揭示出来就意味着某种神秘意志的现身。因此“赋诗言志”之“志”虽一定程度上包含赋诗者之志，但更大程度上是受到宗教意志的支持。第三，过教授结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八年》《左传·僖公十九年》等材料，说明发展到“引诗言志”之时，“志”包含的宗教意味消退，“志”全然属于引诗者之“志”，服务于引诗者夺取话语权的需要。过教授还讲到他发现这一视角源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特点的思考。第四，过教授讲解“诗亡隐志”隐去的是谁的“志”，指出《国语·周语下》中叔向引“昊天有成命”时，对其意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标志着引诗者对《诗经》原本意涵的关注。此外，过教授还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材料对“诗亡隐志”这一命题进行阐释，指出“诗”逐渐脱离仪式，“志”逐渐脱离情感状态，诗乐分离、情志分开是水到渠成的。第五，过教授结合《孟子·万章上》《孟子·万章下》及郭店简《语丛一》等材料讲述孔子“诗亡隐志”这一命题在战国时期显示出其自身的缺陷性，故而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命题，“志”回归到主观之志的范畴,扩大了儒家阐释话语的空间。第六，过教授指出《毛诗序》将“诗言志”与“诗教”、“诗谏”联系起来，且在汉代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中，对经典的功用进行了重新划分，“诗言志”的功能范围缩小，仅局限于教化、讽谏等功能。
最后，过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指出进行学术研究需要摆脱旧立场，找到新视角；一个有效的见解要能阐释一系列现象；需要提供新的意义和价值。
课程结束后，姚蓉教授对过常宝教授的精彩讲授进行总结并表示诚挚感谢。本次课程对“诗言志”的各种理论形态进行梳理，并运用新视角进行阐释，让在场师生受益匪浅，拓宽了研究视野与思路，对何为新视角以及如何运用新视角展开研究有了更具启发性的认识和思考。
（文：郭雪颖/图：余梦婷）
